沉睡的树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谓是一目了然。首先，拥有超过两亿的学生和一千万以上的教师，如此庞大的中国教育规模影响着中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其次，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世界未来的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将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对中国教育的进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各种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这类论文又能向大家揭示什么关于中国社会未来状况的真知灼见呢？坦率地讲，很少有论文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连续阅读中国教育期刊长达20年的外国人，我认为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在我看来，就方法而言，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而且常常是在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交流中进行。换名话说，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当然，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也有某种令人欣慰的倾向，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统计学方法被引入教育研究，并且呈现出日益完善的趋势。很明显，可以将此倾向看成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但是，必须指出，其中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和概念框架仍是来源于行政机构。从近年来掀起的“素质教育”理论浪潮中，即不难看出这一点：主管部门决定实施“素质教育”，于是研究人员就以“素质教育”为题，写了大量的文章，涉及素质教育的定义、如何落实素质教育等等方面。总之，几乎看不到从教育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教育？当他们计划未来时会考虑什么？促使他们作出选择的动因又是什么？就素质教育而言，不同的学生是如何看待它的？对于知识基础及社会背景明显存在差异的广大学生来说，教学方法的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激发阅读兴趣的毋宁说是那些按照“从下到上”的视角写出来的中国教育论文，这样一种视角也许可以大大改变人们对于既定问题的常规看法。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为例，自1949年以来，为满足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中国在建构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于50年代末的农业中学、“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以及80年代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与之相对应，在这几十年中，诞生了成百上千的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报告与论文。阅读这些著作之后，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职业教育为中国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劳动力。然而，根据我在90年代对山东农民的一系列访问，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农夫、木匠、铁匠及其他技术人员全都是民间学徒制的产物，有的是拜亲戚为师，有的则通过向外乡人学习，甚至乡村教师与医生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造就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接受系统的职业培训。由农业学校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虽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并且也能学以致用，但是因为他们比当地其他村民更有文化，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纷纷离开农业劳动到非农业产业中寻找机会去了。

也就是说，当时各种研究报告并没有如实地评价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没有，反而给人们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很明显，如果想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就必须深入了解农村本地的学徒制以及在实践中学习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使这些教育形式更好地适应那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但是，据我所知，从未有人作过这方面的研究。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农村许多古老的手艺逐渐衰微甚至消失，与此同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被用于劝说村民，使他们相信接受农业中学或职业中学的正规教育是一件好事，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利益。然而，村民们却普遍偏好普通中学。

1992年，山东农村的“田野工作”以及村民访谈完成后，我把上述那些发现告诉给一位中国同行，这位教授的反应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说：“真是可惜，你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和大字不识的村民闲聊，你直接去找当地的教育局该多好！他们会给你一些报告，这样你很快就能知道当地的教育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一项研究计划的起点是县、乡、镇的“有关部门”早就了解了的“真实情况”，那么还要教育研究干什么？即使研究者从上百个乡村收集了数不胜数的数据，并用最先进的计算机程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他或她最终也只能根据主管部门既有的了解做出结论。

也许研究者可以在修辞上多下些功夫，以使自己的论文更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同时也更具有代表性，但这样做同样不能超越主管部门的既定了解，因而依旧很难使后者产生一些新鲜的想法，更无法引起公众的理解与思考。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所谓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交流。当研究者采取和主管干部相同的视角来看问题时，研究者或许会认为自己是在给主管部门提供服务，但按照我的看法，情况不该是这样。研究者收集、解释数据，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我们从新颖的角度去看问题。对中国教育研究来说，这一点恰恰意味着去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交谈，包括学生、家长和普通教师。

那么，这种研究会不会变成仅仅是新闻报道或旅行散文？我们怎能确保它的社会科学性呢？在这一问题上，各学科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从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进展来看，人们已经设计出了适合的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如“质的研究”。我无意去主张这是惟一的或者惟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正如定性研究在近年来的中国研究（汉学）领域风头正劲，在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定性研究的倾向在将来同样也会得到加强。但是我还相信“从下面上”的视角，或者更具体地说，从学生以及家长的经验与感受出发，不仅可以为目前讨论中国教育的常规方式开辟另一条意义丰富的言说道路，而且能够使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变得更加完善。

最后，如果以一句话来表达我对《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的良好祝愿，那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尤其是学生、家长以及普通教师的声音，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 

曹诗弟，Stig THOGERSE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集刊第2辑而作的学术寄语。